【复旦通识核心课学生论文展示】法律与社会黄


更新时间: 2019-11-11

  本文由于欢案为切入点,从此案的司法判决所引发公众舆论的原因,分析案件中法律体系的问题,通过我国的司法裁决和国外陪审制度相对比,分析我国法治发展的问题,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途径。

  2016年4月14日发生在山东聊城的于欢案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血案是由于欢母亲苏银霞借高利贷无力偿还为起因,黄大仙救世报彩图,讨债者杜志浩等11人限制于欢及其母亲人身自由并对其实行侮辱、人身暴力6小时后,警方介入并未改变局面就随后离开,最终于欢用水果刀刺向讨债人致一死三伤。审判结果在公众媒体中引发热议,朴素的公众正义感呼吁伦理上的同情,与法律公正的量刑产生矛盾。而这背后反应的不仅仅是法律中的伦理困局,更引发了对我国法律的反思。

  于欢案中,引发裁判的关键在于当事人于欢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法院的裁决是根据讨债人并未携带凶器、不对当事人构成生命威胁,而且警察在场为由,判定于欢的行为不具备正当防卫的紧迫性。然而公众则以己推人,对杀死辱母者于欢产生巨大同情,因此对法律的判决持有反对意见。

  在本案中,司法裁决的依据无可厚非,的确保证了判决的公正性,但精神上的伤害和心理上的折磨却真的可以是法律条文甚至精神鉴定可以量化、一概而论的吗?对于当事人于欢来说,警察的在场是确保了他的人身安全,还是警察的离去给情急之下的他带来“最后一根稻草”的绝望而催化了这场惨剧的发生?一死三伤使于欢得到无期徒刑的判决,而致死只是一个结局,当事人于欢确实是持刀,但他真的是为了伤人吗?据目击者说,他拿到刀时并未直接捅向讨债人,而是恐吓对方“不要靠近”,当讨债人杜志浩依旧上前他才刺向对方。若他捅人是为了反抗,在没有人可以求助的条件下自己开辟一条生路,而他又如何能控制伤人的程度,能既确保那些人不会再抓住于欢和他的母亲、无法施加报复得以逃脱,而又不会致使对方重伤甚至死亡?这些当事人于欢的心理是冰冷的法律条文所无法覆盖的,而公众的朴素正义观则以设身处地的感受理解事件,并在中华传统道德教育下形成的“士可杀不可辱”观念影响下,认为如果自己是于欢也会做出相同的抉择。

  法律与道德伦理在社会发展与稳定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所谓法治就是规则在统治,而不是法官或者人们在以自身的私人知识作出裁决,即使这样的裁决是合乎情理的。然而正义而合理的法律制度不是没有改进之处。当法律的判决和常识的判断相距甚远的时候,法律的实践是否经得起推敲,理所应当要接受检视,没有一个健康社会可以接受照搬法律条文的结果。

  本案中,民警在现场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他们介入事件4分钟就转身离开,成为刺激当事人于欢的根因之一。这其中有很大是由于当地法院、民警太过于熟悉这种高利贷讨债的生态,他们知道讨债者会采取的套路,游走在犯罪的边缘的行为,而且当地这样的事情频发,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园区内一位企业负责人时得到“工业园有几家企业还不上钱,被卡车堵门,我也被恐吓过”的证实。因此当民警到场时,只觉又是讨债,便留下当事人和讨债人,并没有意识到当事人的精神压迫以及事态的严重。根据刑法第238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犯非法拘禁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而该案中讨债人确实对于欢和他的母亲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并进行暴力侮辱人身、采用言语进行侮辱,民警到场应该可以阻止讨债人对于欢及其母亲的控制,然而他们只进行了口头警告。而最终在法院的裁判,由于讨债手段处于模糊边界:讨债人不携带武器,数字货币量化交易策略系列报告 ---均线交易策略,不会造成构成刑事责任的杀人伤人,因此当事人于欢也不存在防卫的正当性。但对于当事人于欢来说,他并不知道这样的讨债何时结束,他既拿不出钱解决事情也逃离不了讨债人的控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唯一能求救的警察在到场后离开,而于欢却被控制在讨债人的手里,必然会导致心理上的崩溃。法律对“灰色地带”的默许相当于与高利贷集团的勾结,对本身处于的民众更是形势严峻。

  我们正式法律制度没有考虑公民自尊、心灵伤害的权利侵犯,而是依据进口的观点构建起来的,因此肉体的伤害是伤害,若讨债人进行了身体上的伤害,伴随的是法律上的裁决,行政拘留。而语言、精神上的折磨不构成伤害。不仅是语言上的伤害,更重要的是语言具有构造现实、影响现实的力量,伴随这种关于伤害的定义和分类而来的是一个正式法律的运作逻辑以及带来的社会后果。然而现存的法律设计并没有给这个历史延承下诸多精神道德底线的社会留有制度空间,只有符合法制模式的请求才能构成诉讼请求,才能进入司法程序,二者之间制度的逻辑恰恰是引起法律的伦理困境的原因。

  司法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但同时司法也是一个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作,司法审判不仅仅是一个靠法律精英思维进行的活动,还包括了对社会常识、常理与情理的判断。而陪审团制度下的理性判断基本可以代表社会认可的价值,避免法律机械主义。在我国,由于信任职业法官的专业素养,控方的卷宗、被告人口供往往成为法官裁判的重要依据,这导致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默读审判”,导致审判过于程序化,机械化,太过重视口供也成为我国很多冤假错案的源头。

  引入陪审团制度可以成为我国发展的趋势,但它面临着缺少基础、需要司法实践等障碍,最重要的还是它不是自然发展而来的制度,在我国传统政治架构中,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机关,使人们习惯于接受国家对个人的裁决。现在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给予法官以帮助作用,例如法庭上对当事人的调解,然而最终还是依赖法官根据法律条文对案件进行裁决,并无决定性作用。相较之下,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陪审员与法官有明确的职能分工[4]。例如在辛普森一案中,陪审团在听取检方与辩方的陈词与证据后,作出被告无罪的一致判决,而在陪审团审判中,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就是终局裁定。可以看到,左右陪审员作出决定的不是依照法律条文给当事人定罪、量刑,而是在理性的思辨过程中去分析当事人的心理,以及警方证据的可靠性是否足够推断有罪。在辛普森一案中警官对黑人极度的歧视,根据美国联邦和加州的判例规定:如果出庭证人的品格被证明有缺陷,则证人呈庭的某些证词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成为案件中的重要转折。然而在于欢案中对于警察只留下一句“要账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便离开的行为,追究责任也最多只是民警的失职,并不能对整个案件的裁判带来影响,反而由于警察的在场认定不构成正当防卫的紧迫性,这就是仅依照法律条文仲裁而无法分辨的。

  我并不认为现在的中国急需引入具有裁判力量的陪审制度,这是一个完全从西方移植来的制度,与长久发展而来的中国社会是无法顺利相融合。我国有已实施的人民陪审制度,而目前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人民陪审员行使审判权面临法官的压力[5],权力容易被架空,人民陪审员的独立权力无法得到保证;另外人民陪审员的身份不够独立,应加强人员的随机性和人民代表性[3]。而且我国往往在小的案件中引入陪审制度,反而引发社会舆论的如药家鑫案等案件选择法官裁决。在辛普森案中,陪审团的无罪判决虽然令受害者家属感到不公,但由于是陪审员的裁决,是社会中的个体而不是凌驾之上的法律条文,社会大多接受裁判结果。当然这也需要民众对于陪审制度长久以来的认可。

  陪审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还有漫长的道路,但陪审制度提供了一个弥补机械化法律程序的思路,在法治发展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认识到法律条文的不足。我国未必需要采用相同的制度,但这一成熟的思想可以被更多的考虑、采纳到司法体系的改革中。

  我国民众不习惯上法庭诉讼,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重要的有两点:

  一、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普法宣传。在我国,对于法律意识的教育远不及道德教育,这其中有很大的历史原因,因为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大部分就是一个以道德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人们已经习惯于用道德作为衡量标准去谴责或褒奖一个行为,然而真正规范民众行为的应该是法律。这就很容易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因为当一个人不清楚底线在哪里的时候,他可以轻易地放弃道德标准,在意识中承认自己的“不道德”,但是否违反了法律,是否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是道德教育下无法达到的,这也是我们民族反而更多的陷入了道德的困境。我不认为注重道德是我国民众忽视法律的绝对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于道德教育的同时对法律教育、公民义务与权利教育的忽视,而无需急于抛弃这一历史延承下的美德,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道德可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社会的力量。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法律规范民众行为的基础上。当公民懂法,知道如何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时,他们就能从盲目与无助中找到出路。

  二、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来实际获得这种权利。并且完善法律对于公民的程序性权利的维护。我国信访热潮的背后其实是对于司法的不信任,而只有加强司法程序的透明、规范,使得公民能通过司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才能改变我国司法和社会关系的现状。法律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完善的法律能保证公民的权利,增强公民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样公民的法律意识与积极的参与也给我国法律的执行带来帮助。如今的法律将越来越重视公共财产,其中非常重要的便是环境问题。在我国,面对环境问题,大多依靠专门审查监督部门进行监控管理,普通民众也只能通过投诉等途径反应情况。而我国的投诉渠道的成效各有不同。在上海为例,市民通过市民热线投诉环境问题可以及时得到相关部门的调查反应,而在其他中小城市效果较差。然而最终落实的还是相关部门来解决,这又涉及到监督部门与相关企业间的关系可能带来执行力度的削弱。相比之下在如澳大利亚等国家,个人可以没有门槛地就环境问题向违法单位提出诉讼,而且多数胜诉。这就由于诉讼机制的便利与可靠使民众倾向于选择法律途径,也使得没有利益关系的民众能积极地参与到公众的监督管理中,提高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信访成为法律制度发展的障碍。信访是中国社会发展而来的一种社会成员表达诉求的方式,因此它易于被社会接受、认可。现今,由于中国社会对于法律的意识较为薄弱,很多社会成员的意识中追求的并不是法律的裁量结果,而是在“讨一种说法”的传统观念下追求一种心理上对于正义的诉求。可以说,信访给予人性的慰抚弥补了法律在司法精神外的缺失,能够作为司法程序的辅助。而现实社会对于信访却过度依赖,如何引导社会成员利用法律诉讼实现自己的权利,需要信访在法治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

  法律在与社会学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不在于变革,在于便利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是保守的力量。首先必须承认法律作为制度的合理性,是中国的发展趋势和社会条件。然而于欢案引发的舆论涉及法律的存在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思想,确立制度上的正义,还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达到一种社会关系上的正义。从后者的角度看,本案中在可能的情况下应更多地考虑当事人的情况。这两种正义的实现是所有法律体系所追求的,而我国法律的发展不仅依赖于法律体制自身的改革,还依赖于社会逐步发展进入法治,在完善法律建设中积极投入。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本身也发生了思维上的很大改变,一直认为中国法治的落后是由于法律教育的不足导致民众缺乏法律意识,也一直认为中国应该按照国外的法律体系以达到完全法治的社会。而通过对案件的研究和书籍资料的阅读,我才发现尽管在构建法律体系时照搬了国外的模式,但在我国实际运行时却显得“不伦不类”,这不仅仅是社会大环境中法律意识的缺乏,而是这样的法律体制本身无法融入社会。正如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说的:制定的法律具有国家的强制力支持,而真正是否能有效贯彻是由于法律是否与习惯惯例相一致。如何让法律在社会发展不完善的条件下适应国情与民意,我国的法律该如何承受民意之重,是法律如何达到其最大效力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法律在未来发展的指引方向。

  [4]《辛普森案与陪审制度》何家弘.中国政法大学.《理论视野》2015年11月

  [5]《司法潜规则: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度的复苏与实践:1998-2010》彭小龙《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香港管家婆彩图| 开奖直播| 本港台j2现场报码| 1861图库| 香港马会开奖现场| 刘伯温十码中特料| 六合挂牌论坛| 曾夫人一句解玄机| 香港跑狗图自动更新118| 正版红姐心水论坛| 0869.com| 财神爷心水论坛网站|